□文　五楼九号

人们需要诗歌
它将成为我们自身的秘密
令他们永远清醒
并让他们沐浴在它呼吸之中的闪亮的波浪里
————曼德尔斯塔姆

引 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着一首诗的生存状态是怎么的一个样子？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生存在大地上，就像花朵一般的开满了家园，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阳光与爱！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一首诗的写作历程以及诗歌的生活状态就像历史事件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命流动，以及人们的一种认证与记忆。海登·怀特语：“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并不是在于它们曾经发生过，而是在于，首先，他们被人记住了；其次，它们能够在编年史的顺序中找到一个位置。”诗歌也是这样，由记忆而永恒！诗歌与诗人，这二者是共同存在的。前者是后者的产物，后者又被前者肯定着，但是我们不能笼统的说诗人与诗歌的共同性。诗歌寻求的是一种记忆方式，诗人寻求的是一种生存方式。在诗歌写作中，诗人所用的是一种历史事件的本体，在这也可以说是偶然与必然事件的综合体，诗歌是借助这种本体而生存，并不是诗歌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事件中，诗人是创造诗歌的主体，诗歌则是被历史事件记忆的对象，但这一切都与诗人无关。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说：“事实上，诗歌不需要历史，它需要的只是诗人。”

通常，诗歌的生存状态必需得引到诗人的生存状态中去。现在的诗坛上，许多人都开始给诗人划分了年代特征。比如“70后诗人的技术主义”，“80后诗人的神话写作”。由于年代的不同，诗人年龄的不同，诗歌的演变过程也出现了不同的道路，重要表现在“80年代理想主义”，“90年代世俗主义”，这些或多或少的领导了诗歌的整体潮流。对于诗人的划分，李震提出了时代的两种诗人：天空的诗人和大地的诗人。同时他认为我们现在的诗歌已经失去了她赖以生长的大地，诗歌的天空也已经破碎，诗人也正在天地间消失。在此我先肯定一点，“诗人是人，诗人首先是人！”（孔庆东语）。在更多的时段里，我们对于诗人的生活状态的了解就像是对他们的诗歌一样，认为是一种灵性、神话的！在我认为，对诗人的一首诗真正的理解，必须得从诗人的生活状态里去理解，这些都是人性的，朴实的，而不是高不可攀的！这一点诗人于坚、欧阳江河、张枣做的很好，他们首先表达出来的诗歌是由生活到细微的角度，把时间分成时间段，用特写来描述诗歌的意境，或者用静止的手法表述同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不同事件。诗人的生存状态是对生命、诗歌的一种切实体验，从而表现出一种裸露的思想，给读者一种符合现实的感觉，并置身其中。正如陈仲义所说：“体验活生生地锲入人的感性生活，真切而内在地置身于自身生命之中，从而透视人的生存。”“诗成了生命与体验最恰当的中介和优美的组织。”在体验的同时，生命与生活给我们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诗人也会在不同时段的生命体验里写出不同风格的诗歌。作为一名诗人不可能一直写着同一种风格的诗歌，至少会分成三个时段：青年——>中年——>老年，这种递进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个年龄时段压缩！与此同时，不同的生存状态里也带给了他们诗歌的不同记忆方式与历史背景！

(一)诗歌的感情基调

诗歌的感情基调一般分为两种：向上和向下(注意：这是所提及的只是感情基调，而非诗歌的价值)。相对于诗歌群体而言，向上是普及的，它拥有的读者群也是大多数，而向下则只拥有一少部分人。我在这里提出向上既是阳光与爱，向下即是阴暗。向上的诗歌带给读者带来的意境是美好的，也是一种憧憬，可以说是代表了希望、理想、这一类词语。向下，则是深入底层，以赎罪的方式或者是一种感染力，带给读者一种快感，比如：刺痛、灼伤甚至残酷、血腥。给我们是是自身思考与反思考。长期以来，两种感情基调的共存、在诗歌领域中寻求自己的读者群体。诚然，两种不同的模式可以在同一个诗人身上有所体现，前者体现在诗歌之中，后者则体现在诗人自身之中，西川在《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中写道：“你可以选择死亡，但你同时也必须选择一具尸体；如果说自杀具有壮烈色彩，那么这具尸体就属于自杀的阴影部分(这就像一个数学表达式，映射或者射影)，因此我想到，在你选择善的时候，恶也会不请自来，在你选择美的时候，也许你得到的是丑，在你选择伟大的时候，你也许不得不同时选择灾难，每一条道路看上去都那么光辉灿烂，但每一条路都有可能通向深渊”。诗人在诗歌中露出的思想无非是有感于现实生活，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或者精神王国和感情森林，他们通常寄希望于诗歌之中，或者把对世俗的不满写成乐章谱进诗歌之中，将诗歌的感情基调设为讽刺、赞扬等。在西川所提到的“死亡”与“尸体”中，我们不免可以想到诗人在选择自身死亡时所选择的诗歌是怎样的感情基调，我想它们应该大多数都是被 赋予了重生的希望，例如“春天，十个海子即将复活”。这一说法就很让感动，所想到的也便是“烈火”、“永生”“凤凰”这一词语。随着年龄的增长，诗人更愿意在诗歌中体现出向上的希望，而自身却越来越想去感受向下的生活，在更多时候，往往在处于绝境时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求生的希望，同时，也更能使诗歌表达出强烈地复活感及振动，这样更加满足了读者内心的需要，使读者和作者一样，找到了心灵的寄托点。

(二) 诗歌的叙事性

随着两种感情基调的日益清晰化，诗歌也开始为这种基调设定了特殊的抒写方式——诗歌的叙事性，如果把一首诗的感情基调设为精神的话，那么诗歌的叙事就是肉体，可以活生生地让你摸得着、看得见。最在西川在90年代提出了诗歌“叙事性”的问题。可是，在后来有人曾说西川则用他的叙事性去重建一个反公共性的个人性生活。公共的物体既然存在就应该是公有的、不可能成为个人的，所以又怎么能构成一种反公共性的和人性生活。就像公有词语，以及物体，任何诗人都可以拿来用，都可以用这些物体来构成自己的乌托邦王国，形成公共性的和个人性生活、而非反公共性的和个人性生活。我在这引出海子和骆一禾对同一物的刻画。

麦地　　　　　　　　　　　　　　　麦地
别人看见你　觉得你温暖　　　　　　美丽 我乡村里的部落
我们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你在哪儿呵
被你灼伤　　　　　　　　　　　　　你怎不叫我世代的诗人如焚
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
——海子《答复》　　　　　　　　　——骆一禾《久唱》

两位诗人都对“麦地”进行了自心的表达，海子显示一种悲悯的心态，这无不和他对诗歌的热爱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有关。他一心是拯救的，从而这种拯救的心态使他开始灼伤，我想他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诗歌，骆一禾在《久唱》中写麦地，已经将这种物体人性化了，让他们像民族部落一样分散在乡村里，部落是安静的，可是他却无声地消失了，是为什么？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吗？骆一禾迷惘的歌唱，麦地消失了，诗人应该坐到什么地方去，以前坐过的田坎现在变成了什么？海子骆一禾都在诗中用到了“火”来表达感情，这种感情是被刺伤的，诗歌的叙事也转化成了一种个人情感，或悲悯或盼切，以及在后来，海子写到的“我仍在沉睡/在我睡梦的身上/开放了彩色的葵花”。路一禾的“葵花，你使我的大地如此不安/像神秘的星辰战乱/上有鲜黄的火球笼盖，”这些语词的共同形成的是一种公共的私人性生活，构成的了是一种个人单体的情感。

叙事性虽然讲究的是一种对外部社会的重点刻画，而实质只是为了诗歌中的感情基调服务。特别是叙事性的历史诗歌。包括一简单句子也是这样。“sweet Thames , run softiy , till I end my song .”(可爱的河，轻轻流到歌里):历史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条长长的河，怎么流也不会有尽头，只会被纳入，融合在一起。

当年他们到来之时，巍峨高楼
正矗立于古老泰晤士河之畔，
如今早是律师们的精雅居室；
圣殿骑士曾在此演武习兵，
直至他们盛极而衰……
­­­­­­­­­ ——斯宾塞

历史性诗歌被灌入了一种特有的人文观怀，就开始显现出另一种情感，让人可以在历史中去寻找一种清晰的感官，并不断净化着我们的灵魂，甚至更高的。历史被深刻剖析着，同时也可以看出许多诗人在剖析这一过程中显得疲惫，并逐渐逃离与背叛。对于历史诗歌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正因为它要求了诗人的品质，从而才能得到真正优秀的诗作，让本来无生命的和物体开始变得活波 起来，这样更让我们看到了诗歌铿锵的骨骼、滑嫩的皮肤，让以往只一味讲究思想和精神的诗歌变的有血有肉，既方便了读者，也使诗歌的可读性提高了。

（三）诗歌的语言

诗歌的语言是最形象的语言。它可以形象的刻画出一切事物，让你从简单的事物里去了一个深远的城市，甚至可以让你为了一个简单事物而感动。一首诗中。除过诗歌的感情基调和叙事性外。剩下来最重要的便是语言。语言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由语言、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语言诗歌中所拥有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语言在诗歌中所起的作用有三点：(1)征服你的嘴(2)征服你的感觉(3)征服你的大脑。张枣的《入夜》中写：“花朵抬头注目空难”，这种人性化的注目，会使空难变成一种什么结果了？是烙在花朵内心的美丽还是空难时爆发的美丽？双关语的形式叙述着一切类似战争的场面，却又那么平静，这是感官上的刺激，也是特殊的、平静的。柏桦的《表达》中写：“我来了，我靠近，我侵入/怀着从不敞开的脾气/活得像一个灰瓮。”三个连续的动作词，“来了”、“靠近”、“侵入”分别写出不同时段所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的大脑开始跟随诗人一起行动，最后加入进来，透视我们的脾气，越发揭露着个体的内心，用语言形象的表达成“一个灰瓮”。由此可以看到语言在诗歌之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的优美可以提高诗歌的可读性及其价值。诗歌的进程由着诗歌的不同流派而改变着，慢慢使诗歌的语言多元化，但是由于一些个体诗歌过分的强调了语言的作用，只是刻意在语言上下功夫，而忽略了诗歌的纯洁性，并且给予不负责任的错误引导，致使了诗歌语言的混乱，让我们本该安静的语言场面变得一塌糊涂。为了制止这一场面的继续蔓延，周伦佑提出“不以语言为目的，而以诗为目的；不是语言纯化诗，而是诗纯化语言——诗是使一个种族的语言得以纯洁的唯一的可能和保证。”虽然我在这里强调诗歌语言的重要性，但是请大家不要忽略了诗歌语言只是为诗歌服务，而并非超越诗歌，如果过分在语言上作文章，突出语言环境，那就不要写诗了，那只是一种美丽的修辞学或词条文章。

诚然，诗歌语言受着地理环境和地理文化的影响，并且我们在诗歌写作中有着大量的“口语化”写作受着当地的方言影响，所以我们在欣赏一首诗歌的语言时不能因为对地理文化而否定了一些优秀的语言。普通话是我们最常用的话语。它不受地方限制，可以说“普通写作”是中国诗歌在诗坛上取得正统写作。前几年，有人提出了 “口语写作”的“口语理论”可以替代“普通话写作”在诗坛上取得正统地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受地理影响严重的 国家怎么能够由一个城市的文化去接纳另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呢？诗歌中然在用地方方言和街头语言构成特殊的语言现象。但这只是代表着一个区位的写作风格，而不能代表全国，更不能由个体代替整体。作为“口语化”写作，大抵可以划分成北方和南方。在很多人看来北方是具有豪放精神的，无论是从语言结构上讲还是从语言的气调上，都表现出的是一种阳刚的粗放的。而南方则是“软”语，有着阴郁。写到这我突然想起了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中也提到了“口语化”写作的地理差别。在这里我声明的是他提到的为个体，注重的是“口语”个体的发展，而我提到的是整体。“口语化写作”与“普通话写作”对诗歌语言的意义，二者并不冲突，仅是在各自的位置上代表着各自的语言模式，从而使诗歌语言更形象，表现的不仅仅只是单一的画面，而是百家争鸣。

例如：土坯房的教室中央悬挂着一幅彩色的地图/ 地理教师手握荆竹鞭，指着/淡绿色的一处：“这里就是我们居住的有份/它就像一只脸盆的底部，无数条山山脉/包围在周围。”“盆子盆子。山脉山脉。”/学生们用机械的嗓音齐声朗诵。(孙文波《在无名的小镇上》)

巴颜喀拉的雪/雪山女神的银梳子/只梳过黑夜的头发/从青海来的羊皮筏子/只运载/香日德的羊德令哈的盐/今夜的古渡/只亮我的灯/只想我的人。(古马《诞生》)

他回到屋里/伤心地/上网，在美国黄色网页上/看到家乡妹子巴心巴肠。(胡续冬《川籍学人某某》)

上面三首不同语言的诗都具有强烈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你不可能在孩子们朗诵“盆子盆子。山脉山脉。”时让他们用北方或南方方言去读，同样用方言去读的话，哪里还有如此的韵味。在《诞生》里面你也不可能让古马用南方的语言去描写粗犷的北方，要不然就只有形没有神了。同时你可以假设一个北方汉子在看到家乡妹子时表现出的是南方男人那种小女人的特性时，你会是什么感觉？所以独特的语言模式都可以形成自己的诗歌方式，它们所表代出的将是带有各地特色的情感色彩。给读者的也是独特的感觉。

（四）内心写作与内心生活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除了
却不能按照一个人的内生生活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

对于内心写作生活，作为一个诗人而言，这是所必需的矛盾。内心生活的一个单方面是完美的，但是当它面对现实生活时，就无法生存了。内心写作是对内心生活的一个单方面的写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对诗人的内心写照，也是对诗人生活环境的一个缩影。我一直无法弄懂的是诗人是如何去处理内心生活的？柏桦在《现实》中写：“这是温和，不是温和的修辞学/这是厌烦，厌烦本身/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可以说柏桦在《现实》中体现出的是“一种鲜活的恐惧。”现实让诗人变得敏感起来，从而转化成诗歌中的语词大都又是我们最熟悉的事物，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都让我们的诗人挣扎着，从内心生活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到内心写作。我认为诗人在完成转化过程中首先应该是和真诚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真诚的即是内心，生命的即是生活与写作。在与这些意象所联系的，像“远方”、“平静”、“死亡”这一类词语也都出现了，我想这是一种伴随，只因我们的情感与孤独。“花已黯然，她摘下黯淡的花/在飞哦的时节，把它藏进怀里” ——叶芝。“我的房间无风/虔诚，一支香烟/如此神秘，谁人还敢/抬高房租，或者/打听我的老婆。” ——君特·格拉斯。上述的两首诗都是对平凡生活的描写，从平凡中走过，由现实转化成的感受，从而开始内心写作，对于每一个细节的刻画都加强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与对内心的感悟。渐渐地我发现从诗人的内心与现实中构成了一道独特“铁轨”。“铁轨”美的地方是远方（理想），分散的地方是视线的交点（内心与现实的共同点），集中的地方是鲜血（诗人对诗歌的理解方式）。我之所以说诗人对诗歌的理解方式是鲜血，是因为我觉得这一过程无疑和自我解剖一样，到最后弄得是鲜血淋淋，并且和自杀一样。与此同时，我必须得提到另一个词语“死亡”。我们可以平看一下诗坛上一些优秀诗人的死亡方式：89年海子自杀，91年戈麦自杀，93年顾成自杀，与海子同处骆一禾病逝。这些天才诗人都是英年早逝，这和他们的内心生活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他们都从事着一场耗费身心的工作。死亡，是一个诗人终究要决定的，他们都用自己的语言与肢体去解释，而那具除去灵魂的尸体又正是一首美丽的诗歌，它意味着结束和重生。诗人以死亡克服人类的有限性，而当一切都结束后，留下来的，只是我们美的生命之旅。

结束语：对于一首诗的生存状态从上面的四个观点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在写到这些观点时所想到的只是通过思考来验证诗人的内心，作为一名诗歌写手对于一首诗的感官色彩是如何的去表达，这些都成了我日后写作的一个所思内容，包括前面所提到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其实在这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论亡的过程，也可以叫做蝶变。

在过了许久以后，我宁愿以一种混沌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诗歌，使身心逐渐清晰起来。同时以诗歌方式去见证诗人，以诗人的方式去感受诗歌。